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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科研人员扎根草原20多年

为了节省时间,侯陆璐(左二)和他的同事在草原上吃午饭。本报记者赵泳鑫表示,国家野外科学观察研究站的科研人员先后在草原上扎根了20多年,经过艰苦的研究(科技观点,在地上写论文⑨)收获颇丰:“国庆假期后的第三天,位于北京以北1600多公里的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察研究站迎来了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白天的温度也降到了0摄氏度左右。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谢尔塔拉农场开放草原,是目前中国温带草甸草原地区唯一的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的支持。

侯陆璐,一名90后的研究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个多月,仍然在整理从野外采集的样本。五月至九月是呼伦贝尔站草原的生长季节和科研人员的野外工作季节。自2017年以来,侯陆璐每年夏天都来这里,每天早晚和同事一起回到放牧实验区工作:调查地块、测量饲料产量、收集牛粪样本和分析牛的摄入量.不到半年后,他的脸晒黑了。

"你每天都这样累吗?"

"我比我的老师、哥哥姐姐们快乐得多!"侯露露笑了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至少有一个固定的吃饭睡觉的地方。”

呼伦贝尔站自1997年成立以来,特别是2005年成为国家站以来,科研人员从第一任站长唐华军到现任站长辛晓萍,从“60后”杨贵霞、“70后”王旭、张红彬、严宇春、严芮芮、徐立军到“80后”、“90后”张保会、陈董保利、徐大伟、王镇、丁磊、侯露露、沈北碚,一个接一个地工作。他们每年夏天都告别家人,从北京来到草原,在阳光下奔跑。

"黑色"是他们共同的肤色,"绿色"是他们共同的目标: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和牲畜增加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生态退化,他们将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揭示草原生态演变规律,为农牧民生产和保持草原常青提供技术支持。

开发数字牧场技术,牧民可以通过手机预测一年的草产量。

从21岁的时候开始,辛小平就开始在草原上做研究,几乎走遍了全国。呼伦贝尔站自2005年成为国家野外站以来,她就把它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先后担任常务副站长和站长。2005年成为国家电视台后,她和副台长杨贵霞带领年轻同事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在忙于该站基础设施的同时,她将基础研究成果与牧民生产相结合,以开发和推广数字牧场技术。

所谓数字牧场是指将最新信息技术应用于草原生态监测和管理,构建草原各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在更好地揭示草原生态系统机制的同时优化草原和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诊断和管理,科学指导畜牧业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实现草原生态功能的最佳平衡。

经过多年的努力,新小平团队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数字草业理论和技术研究体系,制定了草业信息技术领域的第一个行业标准,开发了先进的草原监测和生态管理核心模型及一系列软硬件技术产品,为周边牧民服务。

"数字牧场解决了草原退化和牲畜超载的问题,深受牧民欢迎."畜牧技术局党委书记秦丝毕力格告诉记者,牧民可以通过辛晓平团队开发的专用手机APP软件预测当年草原的草产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决定饲养多少头牛以及何时上市,这不仅保持了草量的平衡,还提高了放牧收入。目前,我旗已有60多名牧民使用该软件指导生产,覆盖约50万亩草原

改善打谷场,培育新品种,为牛羊提供优质饲料。

看看改良后的脱粒场长得多好!草又密又高,几乎没有膝盖高!"研究员陈宝瑞站在谢尔塔拉农场普通牧场的改良地里时,非常兴奋. "你看,同一块地里的草长得稀疏,没有任何改进,这种对比尤其明显。“

2004年他去呼伦贝尔站学习和工作。他告诉记者:牧民主要使用两种草原。一个是夏季放牧草地,另一个是为牲畜提供饲料的放牧草地。”由于年复一年地割草,只有产量没有投入,草地正在退化。我们开发了一套全面的草地改良技术,包括草地钻探、松土和适当施肥,这些技术自2016年以来一直在推广。"

"草地改良的效果很好."陈董保利说,2017年改良后的打谷场每亩产草180公斤,是对照区的6倍。2018年,改良草地每亩草产量达到380公斤,而对照区为80公斤。改良后,不仅割草量大幅增加,优质饲草比例也显着提高。"经过四年的探索,我们的技术非常成熟,明年可以广泛推广."

事实上,他们摸索了4年多。早在2009年,辛晓萍、阎芮芮和访问研究员吴仁奇就设计了一个改良退化草地的实验,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在这些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正式成立并实施了中国首个天然草地开垦国家科研项目“半干旱牧区天然草地开垦与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

也是从今年开始,“70后”副研究员阎芮芮在呼伦贝尔站草地改良试验区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2008年我去车站做博士后研究。首先,我和辛先生做了家庭调查,开发了数字牧场。后来,我负责天然草地培育和改良技术的研究和示范项目。这也是草原改良技术推广和示范的科学依据。”阎芮芮说,“这个示范区分为几个实验区。一些使用穿孔疏松土壤,一些添加化肥和有机肥,一些使用微生物肥料,一些使用所有三种方法。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与此同时,呼伦贝尔站的科研人员仍在培育改良饲料品种。

“这是苜蓿,这是野生大麦,这是山野豌豆.这些都是我们引进来培育新品种的材料。”项目负责人徐立军对牧草栽培试验区了解很多。

由于草地退化,单靠放牧草地和脱粒草地很难提供足够的牧草。必须培育新品种,必须种植人工草。“我们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培育。现在,我们从全国各地收集了数百种材料,发现了许多‘好幼苗’,尤其是苜蓿。”徐立军指着一片长满紫色花朵的苜蓿说:“这是曹钟13号,刚刚通过区域评价,获得新品种证书。它不仅耐寒,而且产量高,种子多。明年可以推广。”

"每个人都说抚养孩子很难。事实上,培育新的牧草品种并不比养育孩子容易。”徐立军微笑着说,“即使从材料的引进开始,培育一个新品种也需要大约10年的时间,失败越来越多,成功越来越少。”

为了草地上的“孩子”,他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去草原旅行的人感觉非常舒服,但是在草原上做科学研究是另一回事。夏天,该站的科研人员在草地上做实验并测量数据。头顶是烈日,周围是嗡嗡作响的蚊子。他们穿着草绿色的野外工作服,很快就汗流浃背。脸上出疹子是很常见的事。在实地调查中,由于道路崎岖不平,人们坐在车里,内心翻腾。饥饿时,他们吃自己的干粮、泡菜和矿泉水……许多人因为长期的睡眠和进食而患有胃病。由于当地医疗水平低,杨贵夏患了急性胆囊炎,最后不得不回北京取胆汁.

在车站建设之初,由于资金特别短缺,他们不得不节约食物和衣物,每个人每周只能供应2到2块肉。即使现在有办公楼,一个房间里还是会有七八个人。车站没有洗澡设施。忙碌了一天后,他们轮流坐公共汽车去农场的公共澡堂洗澡……”说到这里,他们都淡淡地笑了笑:“你能在没有痛苦和疲劳的情况下做实地调查吗?”

但是有一种痛苦是令人难忘的,那就是与家人,尤其是孩子的长期分离。对阎芮芮、徐立军等女同志来说,这更令人难忘。

“生完孩子后,离别是对自己最大的考验。我刚休完产假就要出门,我的孩子还没有断奶,所以我真的不忍心离开。最后,我从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民那里租了一栋房子,把孩子和老人带到了一起。忙碌了一天后,我很高兴看到可爱的宝宝,不管它有多苦或多累!”说到这里,徐立军的眼睛红红的。

所有这些困难和艰辛并没有阻止科研人员对科学的渴望和对草原的热爱。近年来,除了徐大伟等年轻力量,呼伦贝尔站还吸引了许多“回归者”: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余强博士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邵常亮博士。他们的参与拓展了呼伦贝尔站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呼伦贝尔站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

克服研究的困难,获得丰收的喜悦。自2005年以来,已发表论文483篇,获得多项专利、标准和技术产品,为草原牧区发展提供了10多条咨询建议。其中,《调整牧区建设思路,加大牧区建设力度》 《我国六大牧区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牧民财政补贴研究》等建议被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采纳,为我国草原生态建设和畜牧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近年来,呼伦贝尔站先后被评为“国家饲料工业系统综合试验站”、国家科技局“高芬遥感地面站”、农业和农村部“草地资源监测、评价和创新利用重点实验室”、中国资源卫星地面校准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陆地卫星和欧洲航天局哨兵卫星等国际卫星验证站,并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文明”称号。

"事实上,我们更看重的不是这些荣誉."辛小平表示,呼伦贝尔草原作为人类宝贵的自然遗产,是一个罕见的自然生态实验室,野外观测研究具有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价值。“我们的短期目标是在成果和产出方面达到国内和国际一流台站的水平。长期目标是希望呼伦贝尔站在草原上,代代相传,为常青草原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8日,第17版)

[编辑: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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