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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验先投”和“进水超标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 怎样处罚才能避免“明显过当”?

原标题:如何惩罚“未能先检查投产”和“过量取水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以避免“明显反应过度”?

《行政诉讼法》在2014年修订时,将“明显不当”纳入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标准,规定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 那么,“明显不合适”到底是什么?基于“明显不当”在司法审查实践中的应用,笔者拟结合“预试验和预投资”和“过度流入导致污水处理厂过度流出”两个有争议的问题,对“明显不当”在环境行政处罚中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

问题是:什么是“明显不适当”的行政处罚?

案例1: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调查发现,某公司玻璃加工项目未依法提交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需要支持的环保设施未经验收投入生产。 因此,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年第23条第(1)款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年第31条第(1)款(2018年修订)的规定,责令公司立即纠正未能检查初始投资的行为,并处以20万元罚款。对未批准初期建设的行为,公司按项目总投资的3%处以6000元罚款。 经调查,公司建设项目总投资约为20万元。

案例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监督监测中发现,公司污水处理厂废水出口污染物浓度超标。 因此,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83条第2款,公司被罚款10万元 经调查发现,导致污水处理厂超标的直接原因是上游企业排水达不到验收标准,导致这批污水超过了污水处理厂现有的污水处理能力。

从适用依据来看,上述两起案件的行政处罚都是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进行的,但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来看,上述两起案件中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处罚?处罚是不是太高了?

在案例1中,虽然说对“先试后铸”行为的行政处罚是现行法律的要求,但对于一些投资少的建设项目,即使适用20万元的最低罚款,处罚金额与工程造价相比,在处罚范围上是否仍有“明显不适当”的地方?

在案例2中,根据现行法律,企业不得进行过度排放。但是,对于因上游企业排水超标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的情况,如果污水处理厂主观上没有超标排放的意图或过错,客观上采取了各种措施避免超标排放的发生,但仍因超标排放而受到处罚,从违法情况和处罚目的来看,处罚是否有一定的“明显不当”之处?

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比较,可以发现在环境行政处罚领域,有些行政处罚是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行的,但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案例中的“明显不当行为”有一定的区别。 那么,在司法审查实践中,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明显不当”?行政机关如何避免行政行为被认定为“明显不当”?

问题分析:如何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明显的不当行为”?关于“明显不适当”的演变,1999年颁布之初就规定,可以作为行政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反行政行为的依据。但是,直到2014年,《行政复议法》才在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撤销行政行为的情况下纳入“明显不适当”一词,同时,在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变更为“明显不适当”的情况下统一了“明显不公正”一词

在司法实践中,即使《行政诉讼法》澄清了“明显不当”的撤销理由,法院在适用“明显不当”时也很少直接使用“明显不当”作为撤销判决的理由 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基本上认定,结合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律程序等原因,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对“明显不当”的理解和认定一是司法审查实践中“明显不当”的认定

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判断一项行政行为是否“明显不适当” 关于明显不当的定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解释中写道:“明显不当是指行政行为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但明显违背了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和精神,不适当地损害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

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明显不当”的判断更多的是从理性的角度来考察行政行为是否“本质合法”

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法院通常结合相称性原则来判断行政处罚的幅度是否过重。 例如,在“陈超诉济南市公共客运管理服务中心客运管理行政处罚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在事实不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该行为的后果均可归咎于原告,并对个人处以较重的处罚,违反了相称性原则,构成明显的不当行为。它还批准了一审法院撤销行政处罚的决定,理由是处罚范围和金额过重。

二是对“明显不当”身份的分析

基于司法审查的实践,笔者认为“明显不当”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判断一项行政处罚是否构成“明显不当”时,应从行政处罚的处罚目的和纠正目的出发。我们不仅要确认具体法律的适用是否充分考虑了案件事实、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还要全面判断行政处罚是否符合立法宗旨和精神,是否存在过轻或过重等不合理或不适当的情况。

当然,判决可以结合行政法的相关原则做出,如相称性原则、平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 具体而言,“明显不适当”的认定可以从“不适当”和“明显”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判断

首先,对“不当”的理解应该建立在对“当”的把握上 什么是“该死”?就行政处罚而言,从形式上看,行政处罚的制定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构成要件,即存在“违法行为”,有法律依据,遵循法律程序。从本质上说,行政处罚应当公平、公正,符合过度处罚原则,合理,即应当是“实质性法律”

至于“显而易见的”,应该根据每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种不恰当的事实来判断。 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当现行法律法规对“明显不适当”没有明确的标准时,可以从行政执法工作的实际经验中做出综合判断。

以本文中提到的两个案例为例。至于“先投资后检查”的处罚,有些建设项目投资只有数万元,年经营收入低,但最低启动罚款20万元相当于要求关闭。 从现行法律对“先投资后检查”的处罚金额来看,即使对一些投资成本较低的建设项目处以最低20万元的行政处罚,从裁量的角度来看,显然存在一些处罚过重的“不当”之处。

同样,如果由于上游企业排水超标导致污水处理厂出水超标,如果污水处理厂本身没有设定标准,或者盲目接受超标的水而没有任何拒绝或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这种因“违规者”的过错造成“明显不当”处罚的说法就不应该得到支持。

但是,对于主观上、客观上、及时将情况通知政府主管部门,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的企业,如尽力处理超标进水,一再要求上游企业纠正违法行为或拒绝进水,很多时候都不如拒绝进水或关闭进水阀门简单。毕竟,如果污水由于阀门关闭而溢出,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公共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分清事件的责任,直接忽视企业采取的积极措施进行行政处罚,不仅会打击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而且在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时,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从企业“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处罚目的来看,类似情况下的行政处罚本身可能“明显不适当”

行政机关能否以“明显不当”作为减轻、减轻或不实施处罚的理由?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将“明显不当”作为衡量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标准,但目前实施的《行政复议法》还没有将“明显不当”纳入法规中,这对于行政机关是否可以直接适用“明显不当”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明显不当”不属于法定的“从轻、减轻、不处罚”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已经将“明显不当”认定为“减轻处罚”的原因

例如,在“杭州西湖区芳林府油煎店与杭州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管理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从受立法保护的合法权益和案件违法情况的角度进行了综合考虑。 认为本案涉及的违法行为“情节较轻,对社会危害较小”,突破了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最低处罚限额,直接以“明显不当”为由做出减轻处罚的修改判决

同样,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法规或规范性文件也明确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某些“非法行为”可以“减轻或免除”。

例如,《行政处罚法》号文件和《河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号文件分别规定:“如果由于进水水质和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出水水质超标,有关部门在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权时,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城市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突然恶化或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影响了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运营单位采取应急措施,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 经核实属实的,环保部门应当免除经营单位的责任。 "

因此,从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虽然“明显不当”并非作出行政处罚时减轻、从轻或者不予处罚的法定事由,但是在其作为衡量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合理性的法定标准的情况下,在具体行政处罚作出过程中,行政机关可以适当参考司法审判实践以及各省份对于“明显不当”的理解与适用,对于行政处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界限进行把握。

处理建议:

充分考虑社会危害性等因素,加强对情节复杂案件的集体审议

在环境行政处罚领域,为避免主管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被认定存在“明显不当”而引发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同时也为了平衡行政处罚的惩罚性与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间的关系,建议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从行政处罚惩罚与纠错的目的出发,充分考虑案件事实、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合理确定行政相对人采取的措施、行政处罚的必要性等情况对于行政处罚与事件后续改进的影响。

同时,建议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在陈述、申辩或者听证过程中提出的可能影响行政处罚作出的事由进行复核,并将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或容易产生分歧的案件纳入“案件复杂”的范畴,在最终做出行政处罚之前进行集体审议。

当然,出于对是否作出处罚以及如何作出处罚的慎重考虑,也可以在案件处理的各个阶段增加集体讨论的环节,综合各项因素之后作出公平公正的决定。

(责任编辑:DF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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